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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社會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認同機制

    時間:2018-04-08 10:10作者:依依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基于社會文化心理的法律移植認同機制的文章,如何在法律移植過程中, 探尋或培植出規則得以扎根的社會文化心理土壤, 這是通過法律移植來建構法治社會國家必須思考的問題

      摘要:法律的移植, 往往表現為法律規則的移植, 即移用條文化的規則。其實, 徒法不足以自行, 因為在規則背后, 還有更深刻的文化意涵和社會認同等社會心理支撐因素, 這些因素才是規則彰顯約束力的內在原因。如何在法律移植過程中, 探尋或培植出規則得以扎根的社會文化心理土壤, 這是通過法律移植來建構法治社會國家必須思考的問題。展開深層次法意教化、培育公民規則意識、養成信守規則習慣, 是建構法治社會的必要途徑, 但都離不開社會文化心理這一中介環節。而這一建構途徑又分為外發型與內源型, 即強權主導下的威懾與懲罰以及來自個體內心的信賴與認同。

      關鍵詞:脫域機制; 社會文化認同; 公民意識; 社會心理;

      人類行為到底遵循什么模式?為何在已有規則的情況下人們不遵守規則?為何面臨嚴苛懲罰人們還是屢屢違法?這些本應是法學理論的根基問題, 法學理論卻鮮有專門研究, 法律理論仍然奠基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行為模式。多數法律人囿于自身關于行為模式的樸素認識來設計各種規則, 可是當規則與人們行為之間產生脫節時, 我們是否需要探究規則與行為之間的其他環節呢?法律移植是規則與人們行為之間最容易脫節的領域之一, 關鍵原因是規則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難以獲得同步遷移, 或者說生活在規則世界的人們缺乏對外來規則的心理認同。因此, 對規則的社會文化心理認同或許是人們面臨規則進行決策時最為重要的心理動因。當前法學理論對于法律移植認同問題已多有研究, 其涉及并強調了信仰、情感等認同維度, 對于深化有關法律移植問題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但是, 將移植的規則與主體的行為作為關系體一并考察, 并以當代主流心理學的理論架構揭示可能存在的中介變量, 再深入剖析這一中介變量的表現、機制、路徑與形成等問題, 已有研究則較少涉及。

      一、規則與行為關系模式的認知心理學立場

      早在20世紀初, 美國心理學家華生 (J.Watson) 就提出了人們的行為是由環境或刺激決定的, 即著名的“刺激-反應”行為模式。依據該模式, 法律領域的個體行為完全是由規則決定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這一模式的影響達到了頂峰, 直到認知心理學的出現而走向沒落。認知心理學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西方興起的一種心理學思潮, 其基本立場是:人類行為的基礎是心理機制, 其核心是輸入和輸出之間發生的內部心理過程, 即“刺激-心理-反應”行為模式。這一模式因更加契合實際而成為心理學的主流思潮, 包括近年來在有關人類行為的決策理論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都仍然隸屬于認知范式。依據認知心理學的立場, 法律理論可能真的忽略了“規則-行為”之間還存在著關鍵的“心理過程”這一內容。

      顯然, 這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學術問題。在此, 我們不妨從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或個案入手進行分析, 即“中國式過馬路”。這種“有趣”表現在兩個層面:首先, 明知交通燈規則之規定, 卻無視規則之存在, 在聚集了一批人之后就集體橫沖直闖過馬路, 顯然是法不責眾的心態戰勝了規則的束縛;其次, 這些闖紅燈的人, 并不是法盲, 而是從孩提時期就開始背誦“紅燈停、綠燈行”的一批人。人們在兒時尚能嚴格遵守這些規則, 但在長大之后卻為何背棄?這顯然不是規則發生了變化, 而是介于規則與行為之間的心理發生了變化。因此, 這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穿越馬路空間的物理問題, 或如何穿越馬路的技術問題, 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文化層面的心理問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 我們確實可以相信, “一切比較重要的社會過程的最初起源, 應該到社會內部的構成中去尋找”。

      交通信號燈制度的興起, 只是19世紀初的事情, 盡管據史書記載, 它也許有更遠古的源頭。這項制度, 早期源于英國, 后普及于美國, 而中國采用此項規則乃是晚近的事情, 屬于法律移植。這項移植的規則, 在中國社會土壤中已存在了近百年, 但時至今日, 它仍然沒有能夠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社會。換言之, 這項規則雖然已經明文寫入當今中國的法律, 且普遍應用于城鄉交通, 但依然沒能改變“中國式過馬路”的現象。“中國式過馬路”只不過是眾多集體性違法行為和若干社會冷漠現象的一個分析性樣本或案例代表, 它表明, 法律移植不只是簡單地復制或搬移規則, 而更需要規則背后文化心理的重塑與培植。事實上, 法律移植的供體與受體之間一定存在差異, 我們不可以簡單地將二者作同質性的預設, 因為“人類社會每個階段都具有決定和影響法律移植的基本特征, 我們不應尋找適用于一切時空的單一的法律移植范式”, 而應具體、實證地分析其社會機理與結構, 并尋找適合于法律繼受主體即當代中國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心理下的法律移植新路徑。

      社會文化是規則的土壤, 而人們因規則所作出的行為則取決于對規則的心理態度。這種心理態度以特定的社會文化為內容就形成了特定的社會文化心理。如心理態度與規則的指向具有一致性, 其結果就表現為對該規則的社會文化心理認同。

      二、法律移植的別域異壤:認同缺失

      借助移植的生物學概念, 法律移植的最大困難就在于供體與受體之間的適配性。這種適配性客觀上表現為受體是否具有相似于供體規則的社會文化, 主觀上則表現為受體國度中的人們是否具有接納供體規則的社會心理態度。因此, 如果能夠綜合主客觀原因, 對法律移植問題的分析就會更加全面。將社會文化作為內容形成特有的社會文化心理, 就較好地把客觀原因融合進了主觀原因, 這顯然是一種合適的路徑。誠如沃森教授所指出的:“一項規則如果沒有歸屬于某個法律文化, 那就不能稱為法律。”任何一項法律規則, 從法律生長的角度看, 必然有其特定時空與文化下的社會背景。依照社會學上的脫域 (disembedding) 與嵌入 (embedding) , 如果要移植法律, 我們就必須想方設法將規則嫁接與培植到新文化環境中去, 讓生活于異域文化中的行為主體能夠接受并服從。這不是一個物理學上簡單的空間移動過程, 而是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對接與社會心理層面上的認同。

      (一) 規則違反的社會心理分析

      違反規則的情況每個國家都有, 表現形式或許類似, 但背后的動機或心理則迥然有別。特別是移植過來的規則, 因客觀上缺乏信守的社會文化、主觀上沒有與之適恰的心理態度, 違反更為常見。例如最為常見的過馬路現象, 根據交通信號燈的變化來作出是否過馬路的決定看似簡單, 其實是一系列判斷和決策的心理過程。我們可以假設兩種情境:單獨過馬路情形與群體過馬路情形。

      第一種情境是行人單獨過馬路, 此時沒有其他人在場, 行人完全根據自己的想法來決定是否要在紅燈亮起時過馬路。心理學的研究表明, 個體在做決策的時候往往受到兩大認知加工系統的影響。第一個是自動化的直覺經驗系統, 這種系統是本能性的, 反應快速。在它的支配下, 個體可以快速地做出決策反應。第二個系統是控制化的理性加工系統, 這種系統往往速度較慢。在它的支配下, 個體會對決策情境和結果進行理性的評估。這兩個加工系統在個體決策的時候相互競爭, 直覺經驗系統下的反應具有優勢, 但是控制化的加工系統可以對直覺反應進行調控。在社會情境中, 當社會規則內化成個體自動化的義務性規則 (deontic rules, 又譯“道義規則”) 后, 這些規則就成為直覺加工的內容。此時, 在面臨道德和法律情境下的行為決策時, 個體往往會依據自己的直覺偏好, 自覺做出符合社會規范的第一反應。在交通規則執行得比較好的國家, 規則意識深入人心, 無論是紅綠燈規則還是排隊規則, 雖然是后天習得的, 但這種遵守規則的行為習慣不斷得到重復和強化。時間久了, 遵守規則慢慢就成為一種自動化的第一反應。反觀中國, 兒童比成人更能遵守“紅燈停、綠燈行”。因為兒童在學校接受了規則教育, 他們是在有意識地執行這種規則。但是事實上, 在他們遵守規則的同時, 不斷觀看到的是成人對規則的違反。這時, 這種規則學習只是停留在理性執行的層面上, 并沒有內化為個體自動化的規則系統。再來看成人, 無論是從皮亞杰還是從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來說, 成人的道德水平都已經到了自律性的階段, 不再像兒童一樣被動地、刻板地遵守規則。除了那些已經完全內化為直覺的道德規范之外, 在很多決策情境下, 成人會對規則本身做出理性評估, 他們會認為適當的時候規則是可以修正的。顯然, 在中國, 遵守交通規則并沒有內化為多數人內在的道德規范, 因此, 不存在紅燈面前應該停止前行的直覺反應。相反, 他們產生了一種博弈心理, 會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權衡。一方面, 在國內, 行人數量大, 行人信號燈時間較短, 轉彎的機動車輛不禮讓行人, 所以行人等待交通燈會增加時間成本。另一方面, 大多數情況下闖紅燈都不會受到懲罰, 出現生命威脅的可能性也較低。因此, 在社會調查或者記者采訪中, 很多行人都表示, 闖紅燈是為了節省時間。這背后其實是博弈和權衡心理, 體現了社會的“同化效應”。

      第二種情境是群體過馬路, 這可能是“中國式過馬路”的一個典型表現, 即“湊夠一撮人”闖紅燈。當一大批人無視紅燈穿過馬路時, 即使那些平時嚴守規則的人也可能會尾隨人群, 加入闖紅燈的隊伍。社會心理學家阿希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發現了從眾心理現象的普遍存在。個體在群體中的行為決策容易受到多數人意見的影響, 會自覺不自覺地和他人保持一致, 甚至在群體行為和自己的觀點相沖突的情況下, 依然如此。在經典的從眾實驗中, 即使是被試者在自己親眼看到兩條線段不等長的情況下, 如果群體里其他人都認為它們等長, 大多數人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判斷, 趨向采取和多數人一致的意見。因此我們可以想象, 假如一個習慣了“闖紅燈”的中國人到了國外, 當他看到大家都在紅燈面前止步時, 他極有可能會迫于群體的壓力而采取和大多數人一致的守規則行為。此外, 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明確指出, 個人一旦融入群體, 就會出現去個性化的傾向, 群體的思想和行為就會占上風, 這也是一種常見的群體心理現象。所以, 即使有人理智上認為“闖紅燈是一種違規行為”, 但當他身處群體中時, 個人的道德價值觀會發生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反正大家都在闖紅燈, 我一個人遵守規則也沒多大意義”。雖然闖紅燈并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 但由于國內特殊的交通狀況, 再結合個體典型的心理特點, 就造就了“中國式過馬路”的特色現象。久而久之, 甚至成了一個地域性文化的標志或疤痕。

      不過, 在“中國式過馬路”或類似的群體性違法事件中, 違法者身邊往往同時存在守法人群。比如, 在紅燈亮起時, 依法守候在路口的人數通常要遠大于違法闖紅燈的人數。面對“少數人”的闖紅燈現象, 為什么守法者人群中鮮有人出來制止呢?對于這種旁觀者冷漠的社會現象, 人們時常用道德理論來解釋和指責, 并借助道德教育來試圖尋找克服冷漠的辦法。其實, 在這一社會現象背后, 除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信奉少管閑事的處世哲學之外, 還存在“責任分散”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例如, 當我們遇到有人需要幫助時, 如果身邊還有其他人在場, 則我們很有可能不采取施援行動, 而是寄希望于他人并觀察其他人怎么做。其結果就是, 大家都成了相互推委、只看不動的“冷漠旁觀者”。相反, 如果當時只有一個人在場, 則此人極有可能會立刻采取援助行動。這一現象, 往往發生在“責任沒有明確分配的場合中”。

      (二) 別域異壤的社會文化考量

      法律的移植, 不是簡單的規則采摘。在西方知識論哲學傳統上, 有一種獨特的客觀主義知識觀使人們相信, 知識是一個獨立于物質與精神的“第三世界”, 即知識世界或語言是獨立自主、客觀實在的。由此似乎可以推知, 知識 (法律規則) 的異域移植完全可以獨立進行, 而與第一世界 (物質世界) 和第二世界 (精神世界) 不相關。但事實上, 社會學的研究已經證明, 規則的移植要遠比“第三世界”的時空位移復雜得多。它其實經歷了社會系統或文化層面上的一次“脫域”與“嵌入”, 即處于特定社會背景下的規則或規則體系, 作為一個處于所謂“第三世界”的客觀知識體系, 得“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 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 再穿越時空, 被重新植入一個全新的文化情境與社會之中。這一社會機制, 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法律規則移植過程中, 要把規則從原來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抽脫出來, 經過脫域機制的作用而改變“背景性”基土。雖然規則還保留著原有的形式特征或文字表達, 但其實際功效已經出現不同。所以, 如何把供體規則成功地“植入”進全新的社會與文化土壤, 并解決不同文化間的主體認知、社會心理乃至行為習慣上的排異問題, 才是問題的關鍵。

      法律移植有效性的核心基礎在于“信任” (trust) , 即使那些與移植之規則素未謀面的人也承認它的價值。因此, 承認與認同便成了對移植而來的規則建立起某種“信任”的關鍵環節, 這是法律得以深入人心并內化為行動理由的情感基礎。人們對規則確立了這種信任關系或內心信奉, 規則才不會形同虛設, 最終才能內化為人們的行動理由。我國正處于高速發展之中, 許多時候是通過法律移植來建構中國法律體系的, 所以, 我們應當認真對待移植中的這一社會問題。有研究表明:“中國歷史悠久, 有著獨特的法律文化與法律觀念, 然而……中國法律的現代演化, 大體上就是一個在現代化的名義下展開的法律移植過程。”

      同樣的“紅燈停、綠燈行”規則, 應用于中國的不同城市和地區, 會產生極為不同的社會效果, 因為它是一種制度性事實。這從另一個側面也恰好證明了卡爾·倫納的一項研究結論, 即表面上看起來同樣的法律規則, 作為上層建筑, 可以應用在不同的下層基礎, 但其應用的社會效果或功能會有變化, 換言之, “法律制度, 就其規范內容而言可以保持不變, 但它不再保留其先前的社會功能”。這種社會效果的不同, 并不是規則或字面上的差異, 而是根源于規則背后社會與文化方面的結構性差異。這是一個群體認同與個體認知的問題。所以正如弗雷德曼所講, 法律是“社會的一個亞體系, 它持久穩固, 相對自給。顯然, 它能自我調整并適應社會變化, 但其基礎結構 (basic structure) 卻牢固堅韌”。這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么形式上相同的交通燈規則, 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或下層基礎背景下, 會有不同的功能或社會效果。

      所以, 我們可以從形式上移植外域法律規則, 但無法“完整地”移植其全部的根基與土壤。這些根基與土壤, 有些需要我們重新培植, 而有些壓根兒永遠也不會移植過來。比如, 我們可以移植交通信號燈規則, 卻無法同時完整地移植其規則背后的契約精神, 更搬不來這種精神背后的古典自然法傳統;我們可以移植許多規則甚至法典, 卻未能在這片私念或“家”文化極其濃厚的神州土壤上成功嫁接上公民意識;我們可以引進相關的司法規則與制度設計, 卻未能完全吸納進那種權利救濟與程序思維, 最終程序經常被扭曲為“過場”。

      總之, 所有這些問題, 都要求我們進一步去研究法律移植背后, 行為主體對規則的社會認同與個體認知過程, 剖析其心理機制與原理。因此, 法律移植的關鍵在于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的認同, 或稱之為社會文化心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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