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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論文(精選6篇)

    時間:2018-02-28 15:20作者:羽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行政法論文(精選6篇)的文章,文章通過對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概念、理論依據和保護方式進行分析, 并結合我國行政法立法現狀, 發現我國尚未將信賴利益保護確立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基于此種現狀, 本文為促進我國早日將信賴利益保護納入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提出一些新的見解。
            行政法論文一:

      題目:比較法視角下我國文化行政法制的建構挑戰

      摘要: 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與公共文化領域的發展,我國相對滯后的文化行政法制建設越發不適應法治政府的要求。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文化行政法存在強調自由市場與精細化監管的北美模式,以及文化產業政府扶持為特征的東亞模式這兩種類型,這兩類文化法建構范式在法治實踐中各自具有優缺點。我國文化行政法的發展需要從本土實踐出發,并吸收域外文化法制建設經驗,從政府監管組織體系、文化產業促進模式以及社會整合功能等多重角度著手,對我國文化行政法制體系進一步予以重塑改革。

      關鍵詞: 文化監管; 文化產業; 政府規制; 國家治理; 比較法

    行政法論文 配圖

      引 言

      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所做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建立健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有利于激發文化創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法定化,健全促進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的制度規范”。可以說,文化行政法制建設已然成為當前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議題之一。然而從我國現狀來看,我國文化行政法體系的構造尚顯零亂、規范級別較低且不成體系。隨著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文化產業的發展迎來新的發展契機,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化監管帶來諸多負面挑戰,如何實現文化產業發展與政府監管之間的恰當平衡,既對快速發展的文化市場進行適度監管又不妨礙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進而探索尋找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政策均衡點,這需要從比較法的角度尋找相關制度借鑒。寬泛而言,文化行政法的建構模式存在北美( 市場導向) 與東亞( 政府扶持)兩類區別顯著的制度形態,這兩類處于制度光譜兩端的文化法制模式,可以為中國本土文化規制體系的構建提供兩種嶄新的發展思路。

      一、精細化監管與自由市場導向:

      文化法的北美模式

      ( 一) 美國聯邦憲法為基石的文化自由市場模式

      從文化立法體系模式來看,以文化自由市場為主導理念的美國,其缺乏一部調整和規制文化市場的統一基本法,涉及文化事項的法律法規分散在諸多不同文化行業領域內,其中較為代表性立法如《國家藝術及人文事業基金法》、《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法》、《電信法》等法律均與文化事業及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關。《國家藝術及人文事業基金法》是美國制定的第一部支持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法律,依據該法創立了美國歷史上首個致力于藝術與人文事業的機構———國家藝術與人文基金會( 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該機構宗旨在于制定文化發展政策、扶持文化藝術的發展并獎勵從事文化藝術活動的優秀人員。①《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法》作為聯邦層面一部規制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的法律,其立法目的旨在為圖書館與博物館這兩個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搭建一個嶄新的合作平臺,其反映了圖書館與博物館這兩類文化場域之間業態合作的歷史趨勢。①美國與文化產業、事業發展相關的法律數目龐雜,尤其是基于聯邦主義體系的國家構造,各州針對自身的特點與需求,州層面針對文化事項也有大量的立法調控政策出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幾乎所有的文化產業政策規范都與美國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有著難以剝離的關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 “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按照原旨主義的憲法解釋,該條款針對的僅是最為傳統的出版與個人言論領域,隨著信息社會與網絡時代的劇烈變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適用范圍也突破了原旨主義的狹義解釋,而逐步從個人表達自由、出版自由領域擴展至廣播傳媒、網絡信息產業的發展,可以說通過司法審查的鉗控機制,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信息網絡時代下的文化產業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從美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發展歷程觀察,其實質就是圍繞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所進行的產業自由與政府監管之間的制度博弈,這一點尤其反映在廣播電訊產業的政府規制歷程之中。

      ( 二) 美國廣播電訊規制: 獨立規制機構與內容監管

      基于聯邦憲法中言論自由條款的限制,美國政府對文化市場領域的直接干涉較少,這一特點尤其體現在傳統的出版業市場。唯一例外的是,傳媒廣播影視等信息文化產業受到來自政府層面較多的管制拘束。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美國依照1927 年《廣播法》成立了聯邦廣播委員會,由其專門負責廣播電臺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政府監管事項。隨后,為了應對廣播業蓬勃發展帶來的傳媒市場競爭和行業壟斷弊端,1934 年國會通過《通訊法》,并依據該法成立了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取代了先前的聯邦廣播委員會,專門負責監督和管理當時全美無線電事務。隨后國會又先后頒布了《公共廣播電視法》( 1967) 、《有線通信政策法》( 1984) 以及《電信法》( 1996) 等法律,通過獨立規制委員會的組織模式對廣播電視市場進行監管。此外,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作為美國廣播電視市場的獨立規制機構,往往會根據實際需要,審慎且適時地制定一系列行政規章,對廣播電視行業進行精細化、專業化的政府監管。②思想文化多樣性作為內容監管的一項公共利益,被視為美國廣電管制的最高規制目標之一,③在政府監管方式選擇上,聯邦通訊委員會最傳統的監管工具仍然是審批許可制度,按照監管機構的規制理由,電波是一種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公共資源”,獲得廣播電視許可的私營廣播電視公司需要履行政府設定的公共服務義務( 例如播放一定數量的非營利性節目,分配適當的時間討論社會公共問題等) 。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拘束,使得聯邦通訊委員會對于傳媒信息內容的監管始終受到較為嚴格的司法拘束。①尤其是聯邦通訊委員會對于色情內容的管制政策遭到司法嚴格限制,1996 年國會通過的《通訊風化法》(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被收編于 1996 年《通訊法》的第五部分,可以視為美國保守團體試圖在網絡革命時代對信息內容進行規范的一項重大舉措,其以反淫穢的名義設定的管制標準夾雜了諸多政治訴求,②因此遭到了從廣播電視業到新興互聯網業等視聽產業界的激烈反對,經過 1997 年產業界發起的連串訴訟之后,最終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違反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裁決該法案中的反淫穢條款( anti-indecency provisions) 違憲無效。③1998 年國會通過的《兒童在線保護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禁止以牟利為目的通過互聯網向未成年人傳播有害內容,經過若干年訴訟之后,該法案也因為涉嫌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而被判無效。④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除了傳統的命令—控制型監管模式之外,以行業自律為導向的自我規制( self-regu-lation) 模式在美國廣播影視類文化產業規制體系下同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功能。⑤

      二、產業振興與政府扶植機制為主導:

      文化法的東亞模式

      正如前文所言,北美模式下國家針對文化市場盡管存在精細化的監管架構,但自由市場模式是更為主流的范式,這種自由市場精神尤其反映在文化產業發展上。以美國為例,通過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行業發展并引導資金投向是美國政府在文化產業、事業領域常用的行政激勵與放松規制( De-regulation) 手段。對于美國文化產業而言,聯邦稅法中的稅收優惠政策( 501c) 是其實現文化規制目標,推動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的靈活規制工具。所謂 501c 是指《聯邦稅法》中的第 501 條 c 款,針對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的資助者,聯邦稅法規定減免資助者的稅額,并鼓勵各類基金會、公司和個人主體投資文化產業,引導市場資本涌入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領域。⑤這些免稅資金實際上成為支持各類文化事業發展的隱性“稅式支出”,而且這類隱性“稅式支出”的份額已經遠遠超過了政府的直接資助規模。①這類間接性的稅收激勵政策成為美國刺激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也顯著區別于歐洲以及東亞國家政府所采取直接財政資助的文化扶持模式。

      三、我國文化法體系建構的啟示

      首先,我國現有的文化監管組織體系需要借鑒域外經驗進一步予以改革。就我國目前的文化監管機構設置而言,分業監管模式是文化監管的主要方式,中宣部、文化部、中央網信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工信部等諸多部門在其各自特定權限范圍之內行使文化監管職能,然而隨著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三網融合”趨勢與各類新媒體的涌現,使得各類跨部門監管難題層出不窮,文化領域內傳統分業監管模式就此面臨極大的挑戰,網絡視聽領域內的監管難題便是較為典型的例證。⑤從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設置規制權限相對獨立的監管機構,明確界定獨立監管機構的權限權責,是應對新媒體監管難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譬如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等獨立監管機構體制的優點在于監管權力相對集中,規制措施與行政決策快捷迅速,能夠有效防止多個政府監管部門之間權限不清甚至推諉塞責的弊端。⑥我國現有的文化監管機構權限劃分模式之下,諸多行政部門之間的監管權限不夠明晰,意識形態監管與法律監管往往混為一談,部門利益分割嚴重,協作監管能力相對較差,現代化的政府監管工具較為匱乏,導致文化監管事項往往是通過“運動式治理”予以短期遏制,缺乏制度建設長效性,①因此,需要借助獨立監管機構的行政組織法改革進一步予以法治化。

      其次,我國現有的文化產業扶植模式需要進一步審視檢驗。從域外經驗來看,韓國、日本等東亞發展型國家對于文化產業的發展傾向于采用政府財政扶持模式,并在影視、出版、新聞通信等領域出臺了精細化的產業扶植振興立法。而與之相比,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更側重于稅收減免等隱性財政支出方式,政府并不會過分主導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更為強調市場動力機制。就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現狀而言,正如前文所述,早在 2010年財政部就出臺過《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管理辦法》,通過中央財政與專項基金模式來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并且還出臺了大量的稅收與金融政策對文化產業予以優惠扶持。但從現有政策效果來看,我國當前各類財政稅收優惠政策較為零散不成體系,尚未形成有效的文化產業扶植合力,并且從財政項目制的角度來看,盡管借助財政專項基金的“項目治國”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范式,②但也必須看到項目制模式也有可能導致區域以及行業之間發展不均的弊端。另外,與韓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國的文化產業促進立法尚處于初始階段,僅在電影領域有所突破,2016 年年底頒布了《電影產業促進法》,在該法中專門設立了電影產業專項基金與稅收優惠政策,③然而,更為統一且深遠的“文化產業促進法”的制定,仍還處于探索立法階段。就總體而言,我國文化產業立法仍然較為落后,且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需要學習東亞諸國文化振興模式予以進一步精細化立法。

      最后,我國文化法建構與文化監管需要進一步融入國家治理的整合視角。正如前文對于加拿大廣播傳媒規制的功能分析,加拿大廣播傳媒規制帶有極強的促進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的建構目標。這種社會目標不僅僅局限于傳媒規制領域,在新聞出版、電影等諸多文化領域均有體現。可以說,文化法的整體框架需要超過傳統的產業市場邏輯,進一步引入國家建構與社會整合的宏觀思維,尤其對于我國而言,需要借助文化立法來彌補城鄉之間、民族之間的文化發展差距,進一步增進國家認同與制度認同,典型的立法代表譬如,2016 年通過的《公共服務保障法》中第 35 條規定: “國家重點增加農村地區圖書、報刊、戲曲、電影、廣播電視節目、網絡信息內容、節慶活動、體育健身活動等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促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面向農村提供的圖書、報刊、電影等公共文化產品應當符合農村特點和需求,提高針對性和時效性”。第 46 條規定: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增加投入,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重點扶助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開展公共文化服務。國家鼓勵和支持經濟發達地區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援助”。需要指出的是,與文化產業的經濟目標不同,文化法的社會整合功能往往難以量化考核,作為一項軟指標往往會被“地方發展型”政府所有意忽略,④因此,建立一套客觀合理的評估體系是實現文化法的社會整合功能的前提保障。



     

      行政法論文二:

      題目:論行政法的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摘要: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 其實質在于規范公權力行使, 保障個人合法權益, 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文章通過對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概念、理論依據和保護方式進行分析, 并結合我國行政法立法現狀, 發現我國尚未將信賴利益保護確立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基于此種現狀, 本文為促進我國早日將信賴利益保護納入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提出一些新的見解。

      關鍵詞:信賴利益保護; 保護方式; 法治; 公共利益;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最初起源于私法領域, 它的產生被認為與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密切相關。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 尤其是法治建設取得重要成果, 人民越來越期盼出現一個有威信、說話算話的政府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因此,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逐漸從私法領域延伸到公法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德國學者最先開始關注行政法領域的信賴利益保護問題, 后來立法正式將其確立為一項基本原則, 大大提升了信賴利益保護的地位。受德國影響, 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也紛紛將信賴利益保護確認為行政法上的一項重要原則。2004年7月, 我國《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 其中雖然有個別條款涉及到信賴利益保護, 但筆者認為我國尚未真正將其確立為一項基本原則。

      一、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基本理論

      (一)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內涵

      從最通俗的角度來解釋該原則, 即政府要言而有信, 人民由于信任政府而所獲得的利益, 政府部門要加以保護。何海波在其《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一文中指出:“信賴保護原則通常指, 行政行為的相對人基于對公權力的信任而作出一定的行為, 此種行為所產生的正當利益應當予以保護”[1];姜明安教授認為:“行政信賴保護原則是指政府對自己作出的行為或者承諾應守信用, 不得隨意變更, 反復無常。”[2]這就要求政府做出的行政行為要有一定的穩定性, 不能朝令夕改。筆者認為,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一般包含以下要件:行政主體做出一定的行政行為并生效;行政相對人基于對政府的信任而實施一定的行為, 二者有因果關系;相對人享有信賴利益;政府對于相對人的正當的信賴利益應當予以保護。但是這種對私益的保護也不是絕對的, 如果考慮到公共利益需要, 政府不得不撤銷或者改變先前的行為, 那么由此對行政相對人造成的信賴利益損失也要進行補救和充分的賠償。

      (二)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理論依據

      所謂理論依據, 即證成某項觀點或制度的內在合法性以及合理性, 為其提供法理基礎、說明其來源。一般學界有三種觀點。

      第一, 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上的“帝王條款”, 對民法各項制度的發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其類推到行政法上, 就是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更有甚者直接認為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是誠實信用原則在行政法領域的具體化應用。政府作為行政法律關系的一方, 要誠實善意、信守承諾, 保持法律關系的穩定性, 除非出現不可抗力等不能預見的特殊情況, 并遵從程序法定的規則, 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行政行為生效后, 對當事人產生法律上的效力, 社會公眾基于對行政機關權威的尊重和信賴, 將根據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來行事, 進一步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和諧穩定, 井然有序的良好狀態。該觀點的代表者黃學賢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在行政法中直接的外在表現即為信賴保護原則”。[3]

      第二, 法的安定性原則。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 為人們提供了行為的規范和指引, 必然要求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只有法律具有穩定性, 才能實現其規范社會的目的。在具體行政行為中, 保證法的安定性表現為行政行為的拘束力, 行政主體、行政相對人都要受其約束和限制, 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要尊重, 不能任意干預。但是, 如果行政機關不能保證行政行為的穩定性、可預期性, 朝令夕改, 則將導致行政行為的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無法適從, 損害相對人的利益, 容易引發社會秩序的混亂。在法治社會建設中, 法的安定性顯得尤為重要。只有保證法的安定性,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才有了意義, 才能保證人民所獲利益不被侵犯。

      第三, 基本權利說。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民權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權利, 法治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目標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 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寫入了憲法, 不僅宣示了基本權利作為公民平等享有的不可侵犯性的權利, 也是對政府公權力的一種限制。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就是用權利來對抗公權力的一種表現, 其實質在于防止政府濫用行政權, 保護公民已經獲得或即將獲得的利益不被剝奪。

      (三) 信賴利益保護的方式

      1. 程序性保護。

      正當程序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推崇的一項重要原則, 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不被任意侵犯。信賴利益的程序性保護是指通過程序的規定, 賦予行政相對人更多的程序性權利, 來彌補其相對于國家公權力機關的弱勢地位, 提升他們參與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從各國的實踐來看, 法律一般賦予公民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等權利, 行政機關在作出撤銷、廢止、變更行政行為決定之前, 應當采用合理的方式事先告知利益相對人和相關人, 比如采用座談會或者聽證的方式, 行政機關要履行說明義務, 向他們解釋這樣做的原因, 消除他們的疑慮。在隨后的具體實施中, 行政機關仍要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一步一步進行, 自覺接受公民的監督。這樣做一方面保障了公民的權利, 一方面提升了決策的科學性, 有利于增強政府權威, 為開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 存續性保護。

      這是信賴利益保護最原始和卓有成效的方式, 德國早期就是采取這種方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進行保護。基于法的安定性原則和尊重和保障人權, 如果行政相對人充分信任行政主體, 并由此產生信賴利益, 則這種信賴利益不應該被剝奪, 法律應該予以保護。信賴利益保護的本質在于保護相對人的私人利益, 因此在出現其他原因可能需要改變或撤銷行政行為時, 首先考慮的就是個人利益, 盡量維護這種可得或既得利益。即使行政行為有瑕疵或者違法, 原則上不輕易改變或撤銷, 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予以改變或撤銷, 這種特殊情形一般是指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 并且遠遠小于公共利益。

      3. 財產性保護。

      適用財產性保護并不是法律優先提倡的方式, 是經過利益衡量得出的結果。采用存續性保護方式確實能夠對個人信賴利益進行最充分的保障, 但卻有可能大大損害公共利益。此時, 我們就不得不考慮打破原先的信賴基礎, 對于因此給公民造成的損失予以充分的財產補償。顯然, 財產性保護是“備用”選擇, 政府在采用財產補償方式的時候一定要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 接受監督, 并且要和程序性保護結合起來進行, 否則有可能架空存續性保護的規定, 使公民的權益得不到最佳保護。

      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法領域的適用

      2004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 該法第8條規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 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第69條則明確了行政機關依法撤銷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的具體情形, 并且規定了因撤銷行政行為給被許可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應該予以賠償。對此, 一些學者振臂高呼, 認為我國已經肯定了西方盛行多年的行政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行政許可法》的頒布施行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該原則, 是行政法領域的一次大的進步。楊臨宏在《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一文中直接指出, 《行政許可法》的第8條就是信賴利益保護原則[4]。楊解君也認為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已經在《行政許可法》中得到正式確立, 而該法第69條則在保護相對人信賴利益的同時進行了利益衡量[5]。筆者認為, 說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法領域已經得到正式確認還為時尚早, 無論是第8條還是第69條, 只是依法行政原則的體現。因為第8條表述的是合法的行政行為, 對于合法的行政行為有當然的拘束力和確定力, 行政機關不可隨意變更是依法行政的要求, 并不是基于行政信賴利益的考量。69條第一款規定直接撤銷違法的和有瑕疵的行政行為, 完全沒有考慮對個人利益的保護, 相反卻優先考慮公共利益, 沒有進行絲毫的利益衡量。這種做法本質上是行政機關利用公權力優勢轉嫁錯誤成本, 讓沒有過錯的行政相對人為他們的錯誤行為買單, 明顯偏離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初衷。第69條的邏輯是:出現第一款規定的五種情形, 則予以撤銷;如果撤銷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失, 則不予以撤銷;按照第一款撤銷行政行為給被許可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 給予賠償。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本質在于保護個人的利益, 如果按照這種目的立法, 其邏輯就應該是:出現69條第一款規定的五種情形, 為了保護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則不予以撤銷;如果不撤銷的話會給公共利益造成損害, 并且這種損害遠遠大于個人的信賴利益, 則予以撤銷;撤銷后要對個人利益進行充分合理的補償。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許可法》第69條仍然是基于傳統的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對于違法或者有瑕疵行政行為時, 一律予以撤銷, 而不管個人因信賴政府所獲得的信賴利益, 如果由于行政機關過錯撤銷后造成個人損失依法給予賠償。這種先撤銷, 再賠償采用的是財產保護方式, 并沒有優先選擇存續性保護方式。根據德國學者的研究, 對信賴利益的保護采取存續性保護是最佳方式, 只有在此方式不適合的情況下才采用財產保護方式。因此, 我國《行政許可法》第69條的規定只是輕微觸碰到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邊緣, 并未接受該原則最核心的價值理念, 不是該原則的直接應用。

      基于上述分析, 筆者認為如果出現69條規定的五種情形, 要采用個案分析的方式, 分以下幾種情況分別討論。第一, 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有瑕疵, 但是不撤銷對公共利益完全沒有影響, 此時為保護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則不予以撤銷;第二, 不撤銷會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損害, 但是損害明顯小于相對人獲取的利益, 則仍不予以撤銷;第三, 不撤銷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明顯大于個人所獲利益, 此時只能采取犧牲小利益保全大利益的方式, 撤銷行政行為, 對個人信賴利益保護方式采用財產保護。因此, 適用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進行利益衡量是不可少的。這三種情況主要涉及的是財產關系, 能夠有效的進行利益衡量, 如果涉及人身關系等行政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具有不可逆轉性, 不能被撤銷, 那么就不能采用撤銷的手段, 而應該尋求其他補救辦法。例如, 如果夫妻雙方協議離婚, 并取得了離婚證, 后來一方反悔, 以離婚證的辦理存在違法行為主張撤銷, 那么即使情況屬實, 離婚證的辦理不符合法律規定, 也不能予以撤銷[6]。因為這類行政行為撤銷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不能回到最初的法律關系狀態, 撤銷行政行為反而會激化矛盾, 引發新的沖突。

      三、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完善途徑

      (一) 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法律原則被認為是在一定法律體系中作為法律規則的指導思想、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準則, 其無論是對法的制定還是對法的適用無疑都具有重要作用。在行政法領域, 沒有法律原則作為指導, 規則制定得再好, 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歷史發展背景, 對于保護公民的私人利益, 促進誠信政府的建設和法治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德國等西方國家, 行政法上的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 我國雖然在2004年《行政許可法》中涉及到信賴利益, 但是規定“囊中羞澀”, 沒有明確將其規定為一項法律原則。除此之外, 在其他行政法中對“信賴利益”只字未提, 也更別說成為一項原則了。因此, 我國十分有必要將信賴利益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立法上予以確認。這種立法上的確認理應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方面。在此,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程序法上的規定。我國尚未出臺統一的《行政程序法》, 各行政事項的程序規定散落于《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許可法》等法律之中, 這樣做確實可以解決當下出現的一些問題, 但是由于各個規定之間銜接不夠, 甚至有所沖突, 整個體系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 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近年來, 我國對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呼聲不絕于耳, 我們將來恰好可以借著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時機, 規定信賴利益保護原則。這種在程序法中規定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做法并不罕見, 在西方法治發達國家早已得到實現, 而且正在成為一種趨勢。比如, 德國《行政程序法》規定, 當授益性行政行為可能存在違法時, 行政機關也不能任意撤銷, 而應當受到正當合理的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限制。

      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規定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規范行政機關的行為, 使得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有法可依, 成為解決實務中此類問題的法律依據。

      (二) 確定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適用范圍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不是萬能條款, 不是所有情況下都可以拿來就用。因此, 在建立信賴利益保護制度的時候, 確定該原則的適用范圍就顯得十分重要。首先, 筆者認為, 其不僅僅適用于行政機關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 對于抽象行政行為也應該同樣適用。雖然后者不是針對個別相對人作出, 但是會影響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只要他們由于信賴政府產生合理的信賴基礎, 就應該得到保護。并且, 抽象行政行為相較于具體行政行為會在更大的范圍內對公民的私人利益產生影響, 行政機關在作出抽象行政行為之前更應該謹慎為之, 一旦作出, 在無極特殊情況下要保持其穩定性和持續性。從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實質來看, 該原則適用于抽象行政行為也是應有之義。其次, 對存在瑕疵甚至違法的行政行為同樣適用。這一點從本文的前部分就可以看出, 在此就不一一贅述。最后,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適用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一般來說, 違法的行政行為應當被撤銷或者無效, 但在適用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情形下, 可能采用存續性保護方法使得違法的行政行為一直存在下去, 這樣就有可能與合法行為產生沖突。因此, 該原則不可隨便使用, 其適用范圍存在一定的界限。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應該對行政相對人進行審查, 看其是否善意且無過錯, 是否誠實, 判斷其有沒有正當的信賴基礎和信賴表現。如果不符合這些條件, 甚至是存在賄賂、欺詐等情況, 就不能受該原則的保護。

      (三) 明確“公共利益”的內涵和范圍

      正如前文已經提到,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注重保護個人私益, 但在法治發展的今天, 我們也不得不考慮公共利益。實際上, 不僅是在現行的《行政許可法》中, 在《憲法》《物權法》等其他法律中, 都提到過公共利益, 并且它的出現一般都是在與私人利益相沖突的情況下, 以減損私人利益為代價來實現的。但是, “公共利益”的內涵是什么, 其界限和范圍又是什么?我國現有法律都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各領域學者基于不同的考量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索羅夫說它是一個神話, 混同了現實和理想。這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法律漏洞, 以一個模糊的概念來減損私人合法利益無疑是對個人權利的一種極大侵犯, 與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實踐中也確實出現過這種情況, 由于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 一些行政機關便任意解釋其內涵, 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個人合法權益。這種自由裁量權明顯過大, 且缺乏必要的制約和監督機制, 導致“公共利益”的范圍被無限擴大, 成為侵犯個人私益的“正當借口”。正基于此, 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公共利益的內涵作出法律規定。可以首先在憲法上框定其實質, 然后在其他法律中對其范圍和實現的前提、具體程序進行規定。這樣就限制了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對于哪些屬于公共利益, 哪些不屬于公共利益以及通過何種程序來實現就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可以有效的防止行政機關繞道侵犯個人合法權益, 將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的實質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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